和绅在1799年被处死，他惊人财产的暴露，最终证明，官半夜凉初透员们即使看起来“能干而警觉”，但实质上却可能是“昏庸与腐佳节又重阳败”。从1793年的会面，到1839年的林则徐销毁鸦片，这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色调似乎是晦暗不清的。它不再是一个所谓的“盛世”的继续，也没有进入近代的“悲剧”。身处这两个时代的统治者，嘉庆皇帝与道光皇帝，也缺乏多姿多彩的个性，为时代赋予特别的色彩。

“庞大的外观”既可能让邻国心生恐惧与敬意，也可能麻痹自己，即使内部已经溃烂，它可能仍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乾隆皇帝1799年去世之前，清帝国似乎看到了一连串胜利，1750年代，西部蒙古人被歼灭，塔里木盆地1760年被占领，1790至1792年对尼泊尔廓尔喀人的远征则标志着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终于牢牢地进入帝国的版图……

在历史坐标中，18世纪末时清政府的取得的成就是令人赞叹的，来自西北部蛮族的挑战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国的主要的难题，但是决定历史与王朝命运的因素却正在改变。中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人口增加了一倍，欧洲人的到来——在哈佛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看来，这才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三个关键因素，它们都在1800年时出现，尽管程度不同。在1839年之前的40年里，前两种因素为中国社会的管理带来了巨大的难度，而最后一种则使这种内部困境在1840年的那场小规模战争中暴露无遗。

出生于1746的洪亮吉是那个时代最敏锐的社会批评家，他的科举经历坎坷不定，直到44岁时，才中了进士。他的仕徒则乏善可陈，但是1793年他以《意言》为名的一系列札记，却在历史上留下了真正的痕迹。

1700年的1.5亿人口，增加到1800年的3亿，到底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洪亮吉很可能是最早理解与预见到人口增长给中国带来压力的人。在《治平篇》中，他发现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

5年之后，远在英国的马尔萨斯在在《人口论》做出了类似的推断：“在一些国家，人口似乎受迫，及人们习惯了靠尽可能少的食品生存。在这样的国家一定曾有这样一些时期：人口不断增长，而生活资料却毫无增加。中国看起来符合这种描述。假如我们所得到的对它的描述可信的话，那么下层阶半夜凉初透级的人民习惯于靠尽可能少的食物生存，并乐于食用欧洲工人宁死也不愿意吃的泛滥垃圾……这种境况下的国家必然会面临饥荒。”

马尔萨斯过分灰暗的描述，标志着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已彻底扭转，光明之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停滞的东方帝国。你可以驳斥他的饥荒预测是错的，因为自1800年至1850年，中国人口又增加了1.5亿，这是中国物质条件可以继续供养更多人的标志。

但只有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内部的人才会知道，匮乏与腐佳节又重阳败如何令社会溃败。洪亮吉谈到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1795年在西北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像很多带有宗教性质的民间叛乱一样，起义的领佳节又重阳导者以“拯救灵魂和治疗疾病”为宗旨，在一个经济、社会与政治状况最为恶劣的时刻，它具有蛊惑人心的魅力，直到1808年，它才最后被镇瑞脑消金兽压下去。

在湖南与贵州的发生的大规模的苗民叛乱，则是另一起人口压力的导致社会动荡的案例。急于寻找更多耕地的贫困汉族人，开始掠夺苗族人的土地与生活资料，终于变得不可收拾。在人口涌入的地区，台湾、四川边界、广西山区，湖南与贵州的边界，总是充满了移民与本地族人的争端。

当底层人为了日常生活斗争时，作为精英阶层的读书人也不得不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尽管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科举的名额，却并未获得同样的增加，名义上的官僚体系也未急剧扩大。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一心要摆脱平民生活，却难以获得他们期望获得的官方承认。过度竞争造就了清帝国的特殊政治形态“庇护制网络结构”的形成。私人关系，比任何时刻更决定了一个官半夜凉初透员未来的前途，它使公共事务彻底变成了个人利益的延伸。即使在一个普通的县级官半夜凉初透员的周围，都围绕着一批寻求保护与利益的助手与幕僚。到了19世纪中叶，人们会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些新兴幕僚的作用。

表层的人事变化没有导致社会进步。嘉庆皇帝与他的忠心的仆从相信，只要将和绅所缔造的腐佳节又重阳败官僚网络摧毁，就会带来清明盛世。但事实上，一个庇护网被消除了，新的庇护网会填补它的真空。官吏们，则仍像洪吉亮所说的“其间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

面积倍增的疆域增加分佳节又重阳裂的可能性，人口则带来难以化解的压力，但它们对中国的 ** 作用，似乎都没有外来者的到来更为显著。在整个19世纪的前三十年，整个欧洲都正为拿破仑战争及其后果所困扰，它们仍会派出使团来寻求贸易与合作，却无暇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东方市场。印度洋上的贸易网络继续扩大加深，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出中国，而白银则被运入，头痛的英国商人发现鸦片是他们可以寻找到最有利的商品，但是东印度公司仍垄断着这项贸易。

在困顿的平静中，只有很少的人意识到陌生挑战的到来，漫长的盛世与腐朽，已造就了一个自满、麻木的中国精英阶层。在被不断赞誉的超过一个世纪的康乾盛世中，在物质繁华、人口递增的同时，也是一个对头脑和灵魂的屠有暗香盈袖杀时代，大规模的 ** 造就的恐怖，国家文化工程式的收买，让几代知识精英臣服或沉默。所以，当新的挑战到来时，精英阶层在头脑与灵魂里的溃败立刻转化成整个国家思考与行动的无能。昔日震慑人心的庞大规模，随即被证明是外强中干……

 “大概就像我这么高吧”，老人和青年人并排站在一起，一边用手上下比划一边说。他略感奇怪，这个前来拜访的青年想知道他父亲的身高，还想知道当年他父亲在江津逝世后，尸骨是从水路还是陆路运到县城的。

这是1988年的冬天，安庆城又被裹进了潮湿、寒冷之中，屋内的供暖总是很差，经常比户外更寒冷。年轻人叫朱洪，32岁，是安庆市党校的一名教师，如今他正准备完成他的第一本书。和他比个头的老人叫陈松年，78岁，像大多数这个年纪的人一样，和善、天真，容易沉溺于琐碎的事物。当谈起他的父亲时，除去生活里细节，他似乎没兴趣进行任何深入的探讨，尽管在父亲人生最后岁月里，他是唯一陪伴左右的儿子，而他的父亲又曾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扮演如此显赫的角色。

他或者是遗忘了，或者主要选择不思考。朱洪多少能够理解他的内心，在过去三十年，他的身份——“陈独秀最小儿子”给他带来的不是本应的荣耀与骄傲，而是紧张与忧虑。

即使仅仅作为一名研究者，朱洪仍能清晰的意识到阴影曾是多么强大。五年前，当他决定以陈独秀作为研究课题时，他的师长警告他“这是在踩高压线”，“这个案是不能翻过来的”。

朱洪从未想过去翻案，他被一种好奇心所牵引。已被“右倾机会主义”、“托派”甚至“汉奸”这些粗暴标签覆盖的陈独秀，会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

旋即他发现自己被拖进了一个复杂而陌生的世界。倘若你要理解陈独秀，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瑞脑消金兽国的转变，了解他的朋友，吴越、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钱玄同、蔡元培，刘半农……这些名字似乎都很熟悉，但却又很陌生。

出生于1956年的朱洪，算是典型的革莫道不消魂命者后代。他的父亲是南下干部，随着获胜的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军队到来，留在安庆，成为当地的一名官半夜凉初透员，他的母亲也为地方政府工作。他们坚信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毛泽东在1958年的到来，曾给这个小家庭带来无限的欢乐与回忆。那是大跃进的高潮时刻，毛泽东从武汉顺长江而下，来到老城安庆。在短暂的停留中，他在长江游了泳，视察了安庆一中，校园里也搭建了土高炉炼钢铁。似乎很少人意识到这是灾难的序幕。上万人拥挤在人民路上，随着毛泽东的缓慢行驶的小轿车奔跑。这天人民路上，失落了许多东西，其中，最多的是七零八落、各式各样的鞋子。他的父亲特意新穿的皮鞋也跑丢了一只，不过他看到了毛泽东的面孔。朱洪的母亲，则是毛泽东乘坐的轮船上两位临时接待员中的一位，与毛主人比黄花瘦席面对面的经验，让她一生难忘。

几年后，个有暗香盈袖人崇瑞脑消金兽拜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全民狂热。一个更为诡异的时代开始了。一方面，人们对于一个人产生了如此强大的迷信，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足以成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不容质疑；另一方面，人们去破坏、摧毁所有昔日的偶像和信仰，寺庙里的佛像、几百年的碑文、家传的信物、父子、夫妻关系，朋友间的友谊，都成了过时之物，必须被销毁；一方面，人们宣称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革莫道不消魂命”，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反文化、没有文化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单调的标语、单一的思维形态禁锢每一个人，粗暴战胜了精致与优雅，割裂了文化传统，也将整个世界抵挡在门外……

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朱洪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青春，依靠零星获得的书籍和思想，获取养分。1978年，他考取宣城的劳动大学，学习哲学。

就是在哲学课中，他第一次更为系统的接触到陈独秀。思想禁锢的阴影仍然浓重，哲学是按照阶半夜凉初透级斗争来划分的，与党的关系成为了衡量一个人物的最重要的标准，这标准中写满了“成王败寇”。陈独秀则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要为大革莫道不消魂命失败负责，背叛了中央，成为了托洛茨基派。至于他之前的功业被一笔带过，他创办的《新青年》，与他紧密相关的五四运动，都仅仅被视作孕育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的前奏。

四年后，朱洪开始以陈独秀为研究对象时，他首要的任务是将这位历史人物从僵化的党派定义中解放出来，重新置于时代背景中，他是一个身经历史转变的知识分子，一个丈夫、父亲、朋友，而不仅仅是一个党派的建立者。

朱洪试图建立起和陈独秀和他生活的时代的联系。他翻阅页面发黄的《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查阅老一代人的口述记录，在安庆的老城区闲逛，当然也与陈松年的见面。

在一张老照片里，他与陈松年隔桌而坐，探着身子在说话。两个人都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朱洪带着黑色的鸭舌帽，正侧耳倾听。陈松年正张口讲着什么，颧骨突出，鼻梁挺直，脸部的线条清晰、富有楞角，黑灰白夹杂的短发竖立在头底，皮肤黑黑的，据说他很像青年陈独秀。背景则是一个杂物架，香烟、水杯、粉笔、苹果，无序的摆放在一起，散发着物质刚刚开始丰富的八十年代的味道。他住在这两间十多平米的小房子，已很多年。

每一次，朱洪都带上一包香烟，陈松年就一支接一支，边吸边谈。这样的见面没进行几次，1990年冬天，陈松年患癌症去世，去世前还滑了一跤，摔坏了腿。

朱洪的《陈独秀传》的出版，是一个漫长而无望的过程。1983年，当他写完只有6万字的《陈独秀传略》，正是反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自由化的高潮时刻，这样的研究难以发表，1989年，他完成了更厚、更全面的《陈独秀传》、准备出版时， ** 发生了，书稿再次束之高阁。

二

当朱洪讲起这些往事时，我们坐在一家名为金色年代的茶餐厅里吃煲仔饭。餐厅内的装饰象征着此刻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矗立的罗马柱、天花上的仿制的水晶灯，还有巴洛克风格的红色沙发，墙壁上还有金黄框的油画肖像，青一色的十九世纪人物，我对面这一幅满是落腮的白胡须，像是屠格涅夫、又似乎是托马斯•卡莱尔……

餐厅里飘散着饭菜香和周杰伦的含混唱腔。餐厅正临人民路，半个世纪前万人围观毛主人比黄花瘦席车队的就发生在这里。陈松年住过的那幢二层楼房就在马路对面，几年前它被拆除了，让位给一座更高、贴满白磁砖的新大楼。而在楼旁则是徐锡麟的纪念雕像，1907年，这位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起义者，正是在这里被处死的，他的心肝被挖出来，被恩铭的亲兵炒来吃了。

那是个激越而肃杀的年代。没有资料记载，陈独秀听到这一消息的反应。那时，他正在东京，和章士钊、苏曼殊同处一室，学习英语和法语。他28岁，人生阅历已显得过分丰富。他中过秀才，读过新式学堂，开过图书馆，创办过报纸，研制过炸弹，组织过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团，他的倔强性格和过人才华已有显现，但没人能预料到他日后的成就。他只是那一代青年中的一位。他们目睹着中国的声誉在十九世纪末跌入谷底，看着外来者正准备瓜分古老的家园，亲历已经传导了上千年的价值观、知识系统的崩溃，体验着作为睁开双眼的一小群人的悲愤与无力，他们既不知如何抵御外来者的侵蚀，也不知如何去唤醒仍在沉睡的广阔内陆……

他祖父一代的杰出人物们，选择了自强，以为只要引进坚船利炮就足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比他们更年长一代的维新派则希望达成制度上的变革，但寄望于皇帝的指令。到了他们这一代，这一切都被证明为幼稚的幻影。一种新的情绪正在升起——只有清除掉满族人的统治，将中国重新收回到汉族人的手中，变革才可能真正发生。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中，排满比抗拒俄半夜凉初透国、日本或是英国，更占据着年轻一代的心。比起将近三百年的官僚机构，这群年轻人势单力薄。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成了这种不对等冲突的选择。

那是个重义轻生死的岁月。1907年的陈独秀已目睹了自己朋友的一连串死亡。在1902年的东京和自己一同剪下学监辫子的邹容已病死在上海的狱中，时年18岁，他那本《革莫道不消魂命军》风行中国；他的安庆同乡吴越也死在刺杀出洋五大臣的火车上，自制的炸弹不够精密，列车启动引起的晃动提前引爆，五大臣只受了轻伤，吴越却应声而亡……

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与死亡激发起恐惧、仇恨与愤怒。但是，这一代人很快又发现，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并未带来期望的结果。满族人的统治结束了，但新世界却并未到来。

在1913年二次革莫道不消魂命失败后，陈独秀仓皇逃出安徽，并差点在芜湖丢掉了性命。之后，他跌入了人生最低谷。袁世凯解散了国会，实行独半夜凉初透裁，北京城内的复辟风声不断吹起。政治的恶化导致了道德的继续溃败，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不断的出现，似乎共和制带来的不是新时代，而只是更让沉渣泛起。

个人生活的不幸又加剧了他的悲观。他在上海以编辑为生，却发现销路不及去年的十分之一。1914年夏天，在给东京朋友章士钊的信中，陈独秀写道：“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费，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匪探之外，无不轻生重足而立……”他说自己“静待饿死而已”，而这个国家唯一的希望是“外人分割耳”。

但一年后，《新青年》杂志创刊了，它几乎立刻象征了另一个变革年代的到来。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技术上落后，专人比黄花瘦制政治制度只是表面的现象，根本的原因是文化。统领了中国两千年的儒家文化，才是一切不幸的源头。此刻，最重要的工作要去埋葬这种旧文化，将个人从这种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

同时，它也将希望交给了一个新群体——青年。对于一个一切依赖于习惯、稳定的农业社会来说，老年是力量的中心，他的经验和价值观是智慧的源泉。但在这个强调变化与竞争的新时代中，青年才是希望所在。他们的智慧与性格都尚未成型，他们能带来新的可能性。

接下来的5年中，陈独秀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他主办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的文科学长，缔造了一场文化运动。在围绕《新青年》而兴起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他没有鲁迅的穿透力、胡东篱把酒黄昏后适的学术素养，却是所有人中最具方向感的一位。他寻找目标、树立标靶，呼引众人一拥而上。

但是这一切似乎太慢了。文化拯救的方案诱人，却让人迟迟看不到结果。陈独秀选择了将影响力转化成行动，他介入实际政治，组建党派，期待用更快的结果。

但他的悲剧性也由此展开，他被自己一手缔造的组织所吞噬。以至于他离世60年后，他的丰富个体性，似乎仍埋藏在那些简单的标签里。

三

朱洪的《陈独秀传》最终在1994年出版。我没读过这本书，不过这并不重要。我见到他时，又15年过去了，他已经写作了将近二十本与陈独秀相关的著作，把它们叠在一起，快够得到他的下腰了。这些著作经常情节重复，也没有寻找到理解的新角度，缺乏历史的洞察力，但它们逐渐拼起一个完整的陈独秀的生平，它已经实现了他25年前的设想。

但即使如此，朱洪真正感兴趣的仍是陈独秀与党组织的关系，而不是他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他津津乐道于他与王明、毛泽东之间的纠缠关系，提及了新一代中共领佳节又重阳导人正重新评价陈独秀。权力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诱惑，从未减退过。

超过两周的时间里，安庆一直在下雨。长江边的码头静悄悄的，像是陷入时间的停滞。这座安徽南部的江城，像是中国很多三级城市一样，被忽略、被遗忘。很少有人记得，就在一个世纪前，它是安徽的省府，是繁华的港口，是中国不多的开风气之先的城市。这里产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办了中国最早的白话报纸之一，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孕育了一代革莫道不消魂命者。

那时，长江是主要的航运通道，货物、人员、观念，在此繁忙的传递。长江上客运业是不同国家争夺的对象。飘着米字旗的怡和、太古洋行，悬挂着星条旗的旗昌洋行，来自日本的船运公司，还有清王朝的招商局，它们的客轮都曾云集如此。沿江而下，就是南京、上海，中国最繁华之地。安庆人习惯了听轮船的汽笛，也习惯了外来的观念。陈独秀、吴越这批年轻人，不正是在南京、上海、接着是东京，看到一个崭新世界，并准备用新理念来改造旧中国吗？那个安庆，是古老的桐城学派，和现代的西方冲击，共同造就的。传统与革新之间的张力，激发了一代人的才情，陈独秀本人不正像是传统的文化、码头文化和西洋理念的混合体吗？

现在，安庆扑面而来的是它的没落。城市里仍有旧时代的记忆，但是早已面目全非。徐锡麟街、吴越街，除去名字，它与那些人与事，毫无关联。几年前建立起陈独秀的墓园，崭新得毫无历史的风霜，而纪念馆中空空如也，只剩下喷绘出的单调历史纪录。倒是墓园不远处的水泥厂说出了这个时代的新故事——那些巨大的管道与柱子，像是乡村的闯入者，格格不入却又强大有力。江边的陈家的老屋早已被拆毁，只剩下一条两米长的石条案孤零零的横卧在那里，老屋的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当我们试图进入参观遗址时，面目阴沉的保安像是对待窃贼一样警惕，仿佛陈独秀一直是自来水厂的私有物产。老屋原址还竖立着一块墓碑，它建立于1990年，上面只说这是革莫道不消魂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刻意忘记了陈独秀是他们的父亲……

一月初北京的傍晚，寒冷阵阵。安家楼路五十五号的新美国大使馆，冷冷的直线条和空旷的院落，透露着强烈的被围困感。仿佛它建于一片荒原之上，而四周是莫名的敌人。它是一个帝国衰落的前兆吗？这气氛似乎该更适合于紧邻它的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进入狭长的宴会厅，我们来晚了，人群正在散去。在衣架旁，我看到一个人正在把黑色大衣向身上套，那张面孔似曾相识。是James Sasser（尚慕杰）吧，我记得十年前这位克林顿政府驻华大使的那张经典照片。

他身着蓝白条纹衬衫，站在旧美国使馆只有玻璃残片的窗口前，满脸的焦虑。愤怒的中国青年，刚刚用辱骂和石块攻击过这里，以表明对美国飞机对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误炸”的义愤。他们觉得自己的国家、包括他们自己，被美国戏弄和轻视了。

十年前的记忆，被双方刻意地忽略与模糊，那次“误炸”的行动，至今仍是个谜。那晚的酒会主题是中美建交三十周年。中美历任大使，还有学术机构的专家们，都聚集在一起，基辛格离去不久，或许布热津斯基也来过。在一些人的面孔上，我看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气息。他们像是中美关系的一块块活化石。

去年八月，布什为这个新使馆揭幕。但此刻，人人想谈论奥巴马。在某种程度上，这位新总统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的情绪，或许只有一九一八年的威尔逊可以作比。

在那年初，他提出了和平十四点，堪称外交史上最理想主义的宣言。他切中了那个时代的要害，在一个帝国主义、以强凌弱、人类按照肤色来划分阶层的不平等的年代，他主张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管它们都多么弱小，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要用公理战胜强权。于是，从沙漠里的阿拉伯叛军、华沙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希腊群岛的起义军、寻求独立的朝鲜流莫道不消魂亡者，当然还有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们，都是他热情的拥护者。

从未有一位外国领佳节又重阳导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一代中国精英将美国视作中国悲剧性命运的拯救者，当时著名的记者董显光在报纸上宣称“威尔迅是最有资格的政治家，他能够担当起捍卫人类权利和中国权利的重任”，而“有头脑的中国人正期待着由威尔逊总统来领佳节又重阳导他们”。而当时的知识领袖陈独秀则说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好人”，另一位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呼应道“和解之役，必担于威尔逊双肩”……

但最终，威尔逊辜负了中国与整个世界的期望。在巴黎和会上，他的理想主义不敌克里孟梭与劳合·乔治的精明算计，使得和谈结果为下一次大战埋下火东篱把酒黄昏后药。让中国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失所望的是，他屈服于日本夺取青岛的咄咄逼人的态度。

如果说，威尔逊切中了那个时代的要害——对平等的渴求。那么奥巴马的崛起，则象征了这个时代的核心——身份的认同。从欧洲、非洲、亚洲到美洲，他几近狂野的支持率，表明人们在这个不同文化、种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多么渴望一种混合性的结果。一百年前，赤裸裸的殖民压迫消失了，但是不同文明与肤色间的紧张感犹存，对个人身份的焦虑感，伴随着交往的日益增多反而更强了。一个月前逝世的塞缪尔·亨廷顿敏锐的看到了这一点。但多数人仅仅被那个臭名昭著的题目所激怒，却忽略了他的真正含义。在一个意识形态死亡的年代，人们将越来越在宗教、种族中寻求身份的认同。人们越是咒骂“文明的冲突”，也越是表现出这个问题的敏锐性与切迫性。

而奥巴马或许代表了人们在这种现状中，最美好的设想。他给世界的不同角落提供了多角度的认同感。但是，这种象征意义会转化成实际的成就吗？在国家利益、种族冲突、宗教纷争面前，这种理想也将不可避免的破灭吗？那些在世界各地欢呼的人群，要不可避免的陷入巨大的失落吗？

三十七年前，亨利·基辛格秘密的飞到北京，会见周恩来是。中美两国，因为共同的敌人苏联，结成联盟。这个框架的构建者，不管是一方的尼克松、基辛格，还是另一方的毛泽东、周恩来，都是现实主义者。对各自利益的计算，超越了表面的意识形态纷争。但在硬币的另一面，冲破中国与苏联的意识形态与利益联盟的，则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它不愿意笼罩在苏联的阴影之下。

我还记得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所幻想出的中美之间发瑞脑消金兽生冲帘卷西风突的悚然一幕。 在这个人人都认定“利益决定论”的年代，其实真正驱动世界运转的仍是人们内心最深层的情感渴望。这种情感渴望，既可能造就最迷人的成就，也可能可怕的伤害。未来的中美关系同样如此，了解彼此的心理感受，或许要比那些贸易往来的数字，更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十年前，James Sasser的颓然神情，比尼克松、毛泽东历史性握手，更有力的展现了未来中美关系的症结。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柏杨以这句话开始了演讲。1984年秋天，爱荷华大学的一间俱乐部里，坐了大约一百名听众，三分之二是黄皮肤，三分之一是白人。

此时的柏杨已经64岁了，他身材高大，鬓角花白，在生活中，他性格爽朗，烟不离手。他是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项目邀请的作家。在台湾，他以一名高产、犀利的杂文作家和通俗历史学家而闻名。他也是位著名的政治犯，1968—1977年的将近10年的时间，他被关押在台湾岛东南海域上的一座被铁丝网包围的孤岛上，夏日的夜晚鱼腥气和孤寂四处弥漫。

讲台上的柏杨正处于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他64年的岁月，充满了惊恐与苦涩，他的命运，像是20世纪中国的缩影，人们在历史的戏剧性跌宕中，苦苦挣扎、不断幻灭，从不放弃最后的希望。

他的人生是在一片模糊与混乱中展开的。他不知道自己确切出生的日期，甚至对1920年也不能太肯定。

他本名郭衣洞，他的父亲身跨晚清与民瑞脑消金兽国的两个时代，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型小官吏，曾做过河南省开封市下的一名县长。他的成年伴随着一场场战争和其引发的社会动荡——军阀混战、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他的家庭未能给他在乱世之中创造任何庇护。父亲57岁时死于当时官半夜凉初透场流行的吸毒，他的继母给予他的只有辱骂与冷漠。

他在流浪式的生活中变成青年。他从开封到武汉，从重庆到兰州，从北平到东北，并最终在29岁那年，和大批难民随国民党政府一起迁往台湾。期间，他因伪造文凭而惊慌失措，为救国大义激动难耐，看到了他的国家的山河壮丽和现实政治的溃烂，在逃亡路上的残兵们断腿上不断滴下的鲜血……他还有过一桩被迫的婚姻和两名女儿，此后的四十年中，他们无缘相见。他是个懵懂的文艺爱好者，是张恨水和鲁迅的爱好者，有成为一个作家的冲动，却从未想过能够成真。

他的生活一直到1960年才开始有了起色。之前的十年，在被哀兵、衰败、拥挤、各地方言、阴谋论包围的台北，他坐过牢、失过业，经过失败的婚姻。他也开始尝试写作，他早期的讽刺小说有两篇刊登在《自由中国》的文艺版上，他的编辑聂华苓说它们“潇洒泼辣……有鲁迅之风”，但他仍只是一名冷门作家。

到了1960年，他有了新家庭，并开始第一次使用“柏杨”的笔名在报纸上撰写专栏。这个名字来自横贯台湾的公路中一个叫“古柏杨”的村落。

之后的8年，他第一次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他是个活跃的青年作家和出版人，短小的杂文是他引人称道的文体。1960年代的台湾，笼罩在恐怖与沉闷之中，心灰意冷的蒋介石相信舆佳节又重阳论不一致也是他丢掉中国的原因之一，文人的笔甚至比军人的枪更可怕。1960年，他将《自由中国》的创办人雷震投入狱中，后者一直在向国民党的合法性做出质疑与挑战。

很难说柏杨对政治与意识形态充满敏感。19岁时他在武汉参加三民瑞脑消金兽主义青年团，宣誓加入国民党，像是一个流浪少年对归属感的渴望。对领袖的效忠，是某种质朴的民族主义的流露。1950年代加入蒋经国创办的中国青年反东篱把酒黄昏后共救国团，似乎也是某种生存技巧，这稳定的工作让他有时间尝试小说的创作。在内心深处，他仍是个聪明、好冲动、感情充沛的青年，就像聂华苓所说的“语必惊人，嬉笑怒骂之中，一针见血，逗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笑，却叫人无奈”。

雷震与《自由中国》的遭遇，或许加剧了柏杨心中的政治与社会意识。他开始更加自觉的将文字视作针砭时弊的武器。专人比黄花瘦制引发嘲讽，他在1960年代写作的大量杂文，像是那个肃杀年代的辛辣调味剂，他的无赖少年式的幽默变成了利器。他讽刺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局的道貌岸然，在墙壁上所贴“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的标语，将他们称作“三作牌”；他嘲弄蒋介石的“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他也感慨社会风气的虚伪……他没有直接挑战政治权威，却从生活的棱镜中看到一个扭曲的社会，它不仅与专人比黄花瘦制政治相关，它或许蕴涵着更深层的悲剧，他开始将漫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比作“酱缸”——它封闭、腐烂，能够污染一切美好的东西。

很多人在这些文章中得到了某种情感的抒解，像是在沉闷的屋内忽然吹进的风。柏杨也享受到个人成功与美满的家庭，尽管他也不清楚这走钢丝的行为，到底能持续多久。

这一切到了1968年嘎然而止。柏杨3月入狱了，当局对他长期积累的不满在一幅漫画上找到了突破口。他1月2日为连载大力水手漫画翻译配文时，他没将原文的Fellows译为“伙伴们”，而译成“全国莫道不消魂军民同胞们”，这句称谓是那个年代的标志，蒋介石父子经常以此作为演讲开头，这信手拈来的用法和那幅漫画的主题构成了一个引人联想的图景——父子两人流浪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人，却开始竞选总统。审察机关相信，这正是在影射蒋总统父子。它换来了十年的牢狱之灾。他的个人成功、幸福家庭，一下子都消散了。

在狱中，他用研究中国历史来打发寂寞时光，写成了厚厚的《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

1977年4月1日重获自由后。他未加犹豫的就重操就业，而且似乎用拼命工作来召回逝去的光阴。他还找到了爱情的温暖，一位叫张香华的女诗人成为了他第四任妻子。1980年代到来了，台湾进入了解冻年代，他可以出国旅行，并着手一项更为庞大的计划，他要将古文的〈资治通鉴〉翻译成现代汉语，还有加上他自己的历史观。

二

尽管自知公开演讲的能力从来不佳，但柏杨还是发现爱荷华的这次更不成功。结束后，没人上来要求签名，甚至连礼貌的掌声也没有，在椅子一阵移动声之后，听众纷纷散去。

一年前，他在台中的东海大学做过一次同样题目的演讲，内容也差不多。那次的观众众多，大礼堂里坐满了人。但是在演讲后，主办后答应给他的录音带却是一片空白，似乎无意留下那些内容。

在美国的这次不成功的演讲后一个星期，柏杨收到了录音带。“感谢邀请单位没有把录音带销毁”，他后来回忆说，“否则的话，未必再有一次讲出机会。”

这次演讲在一年后衍生成一本同名的小册子——《丑陋的中国人》。它旋及变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化飓风，横扫整个华人世界。

是柏杨的死讯让我再次翻开它。4月29日的傍晚六点，我正在香港半山区的一家四川餐厅。酒红色的方桌摆放了墨色碗碟、纤细的竹筷静立在旁，墙上挂有京剧脸谱，武生的黑色长髯顺白墙而下。我歪着头望着窗外，顺石阶而下，是繁华的中环，一个老年尼姑正缓缓移步，黄色袈裟拖到水泥地面，她的脖子始终呈九十度角弯曲，让人觉得她该有多年没见过天空了吧。报摊上的《壹周刊》的封面仍是陈冠有暗香盈袖希艳莫道不消魂照的余波，但全城的新热点已是3天后的奥运火炬传递。经过了一个月颠簸不定、惊奇连连的22个国家的传递之后，火炬终于来到中国境内。尽管火炬传递早已充斥了各种对抗和不愉快，却意外地将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紧紧联结到一起——中国人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积累下的羞辱与愤怒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表达途径，是他们——那些西方人——担心我们的强大，一心要破坏我们的崛起。在中国境内的火炬传递，注定隆重而安全，它将再次证明中国的统一性与中国人的团结性——真诚、却可能短暂的热情将淹没所有的质疑，不同的声音可能被视作某种背叛。

如果他仍活着、头脑清醒、仍保持着20年前的敏锐，他将怎样看待此情此景？朋友打电话来告知柏杨死讯时，我先是意外——似乎这早已是另一个时代的故事了，像是彩色屏中插播的黑白广告，然后冒出了这样的疑问。

我已忘记了到底买过几本不同版本的《丑陋的中国人》，手边的这本繁体竖排版来自于台湾的林白出版社。翻起它，既是故地重游，更是一次新发现。

我记得最初读到柏杨的印象。那是1992年的秋天了，我在首都师大附中的一间朝南的教室里，读他薄薄的杂文集《西窗随笔》。我记得他描绘的是餐厅里、与医院的生活场景，我被他的行文方式逗得哈哈大笑，他把等座位的人写成像等待喂食的鳄鱼，说病人被一拨又一拨的探病者折磨得心力交瘁，他还故意用了很多不恰当的“之乎者也”的助词。我大致理解他要表明的意思——中国人吵闹、不洁、缺乏秩序、没有见义勇为的勇气、自私……这是他的所有杂文里不断的、几乎强迫症式重复的主题。我对于他的判断不置可否，这一切与我之前接受的教育如此截然不同——中国不是地大物博，人民不是勤劳勇敢吗？

柏杨是随着一小群台湾知识分子进入我的视野的。他们中最闪耀的是李敖。在书中，他年轻、才华横溢、每个女朋友都很漂亮，对权威的反抗更淋漓尽致。以李敖为坐标，向上推到雷震、殷海光，向下则到龙应台。这些年龄不同、性格各异的人在同一时间进入我的视野。我对于他们的主张不置可否，他们的命题我难以理解，但是我隐隐的感到他们类似的气质——他们总在质疑与批判，或许还有一种自命的悲壮感。这些都对一个16岁的少年来说，构成了致命的吸引力。

在这一小群人当中，柏杨的角色有点模糊，尽管他和雷震、李敖一样做过牢。我怀疑是他那些太过滑稽的文风消解了其严肃性，他身上没有一点精英知识分子的气息。我还太年轻。既不了解这些人为何如此焦灼与愤慨，更对他们所批评的专人比黄花瘦制政府、中国文化，感觉模糊。不过，一个鲜明的印象却自此留下——中国的过去实在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它像个大酱缸。

这股热情一阵风式的过去了。90年代的中国一头扎进了金钱、技术、消费文化带来的新世界，年轻人的偶像换成了企业家与娱乐明星。高速增长的经济以带来了繁荣景象，中国人的自信心因为物质的积累迅速膨胀。一股强大的反智风潮也开始兴起，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地位迅速边缘化。而政治权力也不像昔日那样无处不在，人们在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尤其是在消费领域。

在这样自足中，谁还会有兴趣重提《丑陋的中国人》。八十年代的文化英雄们，似乎都失语了，即使李敖2005年中国行，它所带来的旋风式的效应，更多像是个明星人物，而非思想上的启发。

三

严格来说，《丑陋的中国人》甚至算不上一本书。它的一半内容是一些讲演、文章、谈话，它们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复的，是爱荷华的那次演讲某种补充；后一半则是读者对此反馈。

除去结构的松散，它的内容也谈不上新意。通过一大堆例证，他谈到了中国人的脏、乱、吵、内斗、不诚实、心胸狭窄、自我膨胀，他相正是这些国民特性，是中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陷入屈辱的原因，而它的来源则是僵死的中国文化——它曾经大河滔滔，但随着岁月，而逐渐停滞、僵化，变成了死水潭，变成了发臭的酱缸，不仅浸在其中的中国人变得丑陋，而且外来的新事物，也立刻被腐蚀。

类似的论述在20世纪的中国屡见不鲜。梁启超1904年游历美国时，发现这里的中国人的确像是个肮脏、涣散、落后的群体；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讲演不忘提及的中国人随意吐痰的陋习，仿佛它也能关乎国家的未来；还有五四一代思想家们围绕着中国传统所展开的激烈得近乎虚无的探讨，其中最引人入胜的鲁迅则发出了悲凉的长啸，创造出阿Q这样的民族寓言。

柏杨是这股中断潮流的继续，他并未为其加入新的维度。即使对他自己来说，《丑陋的中国人》也谈不上新意，其中的表达在他六十年代的杂文中，即有了全部的展现。或许在十年牢狱中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加剧了他对历史的悲观。

他的语言形式也没有太多可称道的。不加修饰的口语，使得这些文章直接，却也过分粗糙。与大部分作家不同，柏杨从未接受过像样的教育与训练。一本《作文描写辞典》才是他的写作启蒙老师。多年后，他仍记得“人物篇”、“风景篇”这些分类，他在那种文摘式的文章里，学习遣词造句。他流浪汉式的复杂社会经验，则令这些语言更增添了市井气息。它经常引人发笑，却也经常拖沓、随性、缺乏层次感。

他的历史哲学则也显得过分单一。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启程转合，还有种种暗流，都被他简化成某种“本质主义”，用以来证明今天的困境。

不过，这一切都不会妨碍《丑陋的中国人》的成功。它有一个大胆、富有争议、过目不忘的书名，它创造的一个便于流传的比喻“酱缸”，就如一个读者所说的，它像鲁迅的“阿Q”或李宗吾的“厚黑学”一样，为理解中国提供了某种的捷径；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出现恰逢其时。

在《丑陋的中国人》正式出版的1985年，台湾与中国大陆，正处于某种相似的时刻。台湾的威权体制开始松动，经过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之后，一股文化热潮到来了，艺术家、作家、导演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来表达之前被压抑的情感与思想，对于中国的身份认同也开始被质疑；而在大陆，噤若寒蝉的毛时代结束了，当看到外部世界后，发觉自己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如此匮乏，原来之前一直生活自我欺骗之中，冷静下来的人们也对自己酿造的悲剧既震惊有困惑。至于那些海外华人，曾经如此期待中国政府的强大，给自己的孤立身份带来某种支持，却发现自己从未如愿，总是要面临国家政治的悲剧、历史的负担给人带来的压迫。

《丑陋的中国人》触发了一种集体性的情绪——为何中国人在进行各种尝试之后，仍处于如此可悲的状况。那些一百前的忧虑，如今仍然困扰着如今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八十年代的大陆与台湾，充满着五四年代的自我反省意识，尽管有时它不免滑向极端、流于肤浅。龙应台的《野火集》，电视片《河莫道不消魂殇》，像是海峡两岸各自对柏杨做出的回应。

但这种诚实的态度，却可能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但就像柏杨自己在序言里所说，酱缸国的病人有讳疾忌医的传统，他会拼命抵赖疾病的存在。柏杨的论断，既让很多读者深感不安，也激怒了海峡两岸的政府。1987年的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发动了对“丑陋的中国人”的批判，并禁止其公开的发行，这种愤怒却暗示了这本书受到了多么狂野的欢迎，不到两年，大陆已出版了六个不同版本，都是盗版。而在台湾，它的命运好不了多少。

不过，一切正在好转。1987年，柏杨在香港见到了几乎四十年未见的两个女儿，一年后，他又回到了故乡。他和女儿们一张合影让人感慨岁月的蹉跎。长女冬冬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的模样，两个女儿曾因“蒋匪余孽”的父亲，而遭受折磨。

四

九十年代是另一个世界。台湾进入了转型的喧闹与困境，一种“台湾奇迹”所带来的“世纪末的华丽”。在这个年代，知识分子不用再担心雷震、李敖、柏杨与江南的命运，他们想说什么就什么，却发现不管说什么，人们都不再感兴趣，迅速兴起的消费与娱乐空间，挤压了严肃思考的空间。而且“台湾奇迹”也正在麻人比黄花瘦醉人们的神经，社会陷入了一种新的自足。中国则像个放大版的“台湾奇迹”，整个社会冲入了淘金潮之中，人们没时间忧虑中国的命运。

这种趋势在新世纪到来时更加显著了。台湾人选举出了自己的总统，实现了几代人的奋斗，却发现它与最初期待的大为不同。而在中国，全世界的媒体，如今都在谈论“中国奇迹”。它不断推出各种大型国家工程——将中国人送上太空，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坝，还举办了一场历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柏杨在1984年秋天的演讲中所提及的香港，也顺利回归，而且它一点也没有崩溃的迹象。现在世界担心的中国是否会太强大。

但是与这繁荣相对应的却是另一种腐烂。如果你看到这些年中国遭遇的一连串事件，你会发现中国人仍像是柏杨笔下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国游客比从前富裕了，他们带着吵闹和不洁走过全世界；人们仍对批评过度敏感，在这个信息开放年代，却仍旧强烈的不容异己；走遍中国的大城小镇，你碰到千篇一律的丑陋建筑，和神情不安、内心焦虑的人群；整个社会的伦理系统几近崩溃，人们贪婪、短视，只为眼前利益考虑……中国境外旅游的游客，给全球带来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新景观，他们随地吐痰、公共场合嗓门大、不守秩序、卫生习惯不佳，使他们赢得了“丑陋的中国游客”的名声。

柏杨批判大半生的“酱缸”，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以“复兴国学”的名义，那些历史传统中的权术、虚伪、对人际关系的沉溺、自我麻痹又再次获得了新的动力。一个镀了金的“酱缸”，更容易被人接受。

1993年3月，柏杨最终完成了72册的白话资治通鉴的最后一本。这个史诗般的工程，消耗了他整整10年，他通俗历史学家的身份，上升到新高度。除去1996年出版的口述回忆录，柏杨几乎再未写过什么。他仍偶尔出席一些研讨会，但很大程度，他已成为一个历史人物，像是个某个时代、某种思潮的活化石。

在某种意义上，他仍保持着年轻时代的冲动劲。2008年初，他因陈水有暗香盈袖扁的言帘卷西风论，而气得住了院。在病床上，他面颊凹陷，满头银发。我很想知道，倘若他能看到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看到陈水有暗香盈袖扁家族丑闻的爆发，该做何感。想必是悲喜交加、矛盾重重吧。

因为中国的落后，他批评中国的国民性，而国民性的塑造则又缘由中国历史。这是柏杨的逻辑。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人物似乎都在类似的逻辑挣扎。个人屈辱，国家的软弱，民族心理，历史，相互纠缠在一起。但很有可能，你发现其中并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

我重读了《丑陋的中国人》，他的回忆录，还有三册的大陆版的《中国通史》。不知是出于对于一个刚刚逝去的老人的本能性的善意，还是我更能理解人生的复杂性，它们都让我增加了对柏杨的尊敬。

他不是个敏感与深刻的作家，也不是能探索历史复杂性与动力的历史学家。但是，他的单纯、诚实与旺盛的生命力，却让人叹为观止。他是个流浪儿，经过商，卖过矿场的坑木，办过报纸，当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他昔日最大梦想，就是有一枚金戒指和一顶钢盔。他在种种变动中，他却仍旧逆流而上。在整整十年的牢狱生涯之后，他仍能大声的说出“丑陋的中国人”。在私下里，他仍是个随时起身打抱不平的人，他像个劳工一样在书桌前工作，饱受视力退化的困扰，只期望能将失去的时间抢夺回来。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以后，身不由己。”他在回忆录里这样感慨。那么在他一生就像是一个身不由己、却顽强的寻找自己轨迹的石子。谁能想到，这个曾费尽心机的编造假文凭的年轻人，到了晚年时被称作“中国的伏尔泰”。这或许也是生活在种种悲剧与阴影之中的中国人身上，最光辉灿烂的东西。

1917年出生的王永庆，比李嘉诚大了十一岁，但成功却比李嘉诚来得晚。1957年李嘉诚已经靠著塑胶花，打下了欧洲市场，拿下人生第一桶金；然而当年的王永庆，旗下的台湾塑胶公司，却因为下游厂商对没有信心，PVC滞销，庞大库存压力，几乎使他濒临破产，熬过了那段最艰辛的岁月，1960年代，塑胶大王事业开始迈入黄金20年，在那个强调垂直整合的时代，台塑的版图从塑胶原料PVC，一直向外扩展。1965年成立台湾化学纤维公司，跨足纺织业；1967年南亚塑胶正式更名，踏进二次塑料加工领域。

在王氏兄弟殷实的经营及全球塑胶需求的带动下，台塑集团的四根台柱事业：台塑、南亚、台化及福懋，就此底定，1978年台塑集团的营收第一次超越10亿美元，坐稳台湾民营企业的龙头宝座。

但他深知停留在塑胶原料加工终究不是办法，石化版图要可长可久，一定得更往上游走，“炼油”是一条必然的路。建立炼油基地需要基地，需要劳工，更需要一个进出口石油的港口，这些都得靠政府配合，在多年争取之后，台湾政府终於在86年同意台塑在台湾宜兰县利泽乡进行第六轻油裂解厂的建设，殊不知当地环保意识高涨，在几次与地方人士冲突之后，王永庆毅然决定放弃利泽计划。当时，正如火如荼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向王永庆招手，89年12月，王永庆在小女儿王瑞瑜的培同下，辗转经由美国踏上了中国土地，进了中南海与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见了面，双方就敲定福建海沧，做为经营之神下一阶段扩张的基地。

在两岸交往刚起步的当时，此事极为低调小心，但终究纸包不住火，台湾政府得知王永庆有意赴对岸设立炼油厂之后，开始动用所有资源，立劝经营之神留在台湾，并提出宜兰利泽以外的基地，供台塑选择。

两岸拉扯，一度让王永庆好生为难，但在诸多因素的考量下，他还是决定落角台湾云林线的麦寮乡。在六轻扩建的同时，台塑也开始涉足高新科技，在1995年时，台塑跨入记忆体DRAM產业，成立南亚科技，同年更与日本合作，成立生產珪晶圆柱的小松小松电子材料（后改名为台塑胜高科技）。

在市井眼中，朱门恩怨，似乎是大家族无可避免的宿命。正当王氏兄弟，全力冲刺第二版图时，这场景也在王家发生，比起李嘉诚的父子情仇，王永庆家族更曲折。1995年，王永庆长子王文洋与台湾大学研究生吕安妮陷入热恋，他对儿子的婚外情极不谅解，力劝两人分手，但儿子执意不听，一怒之下，他把这个亲手培养了近20年的接瑞脑消金兽班人赶出了台塑。王文洋从此脱离台塑系统，短暂赴美之后，支身前往大陆发展，与江泽莫道不消魂民之子江绵恆共创了宏力半导体，王文洋既爱江山也爱美人，宏力半导体的英文名称就是取自吕安妮的Grace小名，后来版图又扩展至零售业，创立了好又多超市。

狠心断绝父子关系的举动，让外界看到王永庆固执、不顾情面的一面，也因为这场婚外情的插曲，台塑接瑞脑消金兽班的剧本被迫重写，胞弟王永在的长子王文渊及次子王文潮，陆续接替进入接瑞脑消金兽班梯队。

储君奔走他乡之后，台塑也经历一段坚苦期，半导体景气在95年之后急转直下，南亚科技还未收成，就被资本支出压得喘不过气；六轻的庞大工程，也在此时进入付款高峰期，97年中，亚洲又发生一连串金融风暴，台湾体质虽佳，但仍不免被波及，外界一度担心六轻（一至三期）200亿美元的庞大支出，将成为压垮台湾龙头企业的引信，还好在年届八旬的老先觉带领下，安然过关。

2000年，六轻正式运转，果然让台塑集团脱胎换骨，把企业带上另一个高峰，原本在台湾股票市场的“台塑四宝”，在福懋科技成功掛牌之后，也扩大为“十宝”，以市值观察，台塑十宝稳居台湾市值排行第一集团，比郭台铭的鸿海集团还大上两倍。

海沧计画虽受阻，但王永庆对於大陆的投资半点也没有松懈，在过去十年前间，台塑公司先后在宁波成立了台塑聚丙烯（宁波）有限公司、台塑集团热电（宁波）有限公司、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等。台塑旗下的南亚公司则先后在广州石井、山东东营、安徽芜湖、福建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等地投资塑胶石化企业。台化公司（台塑集团三大公司之一）也决定在江苏盐城投资兴建木浆厂。其中，最重要的计画就是复制台湾六轻的经验，在宁波建立第二座轻油裂解厂，可惜老人家没能亲眼看见宁波六轻落成。

如果工业制造是台塑集团的核心，医疗及教育就是王氏家族的侧翼。王永庆不只一次强调：“钱取之于社会，不能留下来的，得还给社会”，其中长庚医院体系最为人称颂。1976年他以父亲王长庚之名，创立了长庚医院，并把台塑“单位成本分析”的商业精神，灌入了医院经营，成为台湾医院经营的新典范，而其“免收保证金”制度，也造福了不少贫穷的病人，近年更一直计画将医疗事业的触角延伸至大陆，耕耘11年，今年五月，长庚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医院终于开张，王永庆亲赴剪彩，了却毕生的一大心愿。

盖棺论定！贫农家庭出身的王永庆，虽少了几分李嘉诚的儒商风采，但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上，台塑王国却靠著勤奋、俭朴、踏实、自持的儒家老祖宗教悔，从无到有成就了一代基业，只是不知道这样的信念与坚持，在二十一世纪这个人情淡薄的时代能否重现！

台塑王国大事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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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7月26日获美援贷款79.8万美元，成立福懋橡胶，生产PVC。
  
• 1957年4月福懋塑胶开工，更名台湾塑胶。
  
• 1958年8月 成立南亚塑胶加工公司，从事塑胶二次加工。
  
• 1965年3月 成立台湾化学纤维公司，跨足纺织业。
  
• 1967年8月  新东塑胶制品公司併入南亚塑胶加工公司，并更名为南亚塑胶。
  
• 1968年5月 成立集团总管理处。
  
• 1973年4月成立福懋纤维。
  
• 1976年12月1日 创设财团法人长庚纪念医院。
  
• 1983年12月  南亚成立电路板专案组，跨足电子產业。
  
• 1991年8月  宣佈六轻计划设立于云林县麦寮乡。
  
• 1995年3月  成立南亚科技，从事DRAM之研发、制造及销售。
  
• 1995年11月成立台湾小松电子材料，投入八吋硅晶圆材料生产，后改名为台塑胜高科技。
  
• 1996年4月12日投资民营发电厂，设立麦寮汽电公司。
  
• 2000年9月2日台塑石化公司油品全面上市，成为台湾第一家民营油品制造业者。
  
• 2002年 台化（宁波）在中国浙江省举行开工典礼，正式投入中国石化原料市场。
  
• 2002年11月成立华亚科技，从事12吋硅晶圆制造。
  
• 2006年台塑七人决策小组成立，王永庆正式宣布退休。
  
• 2008年10月15日病逝美国。

8月20日，比赛进入了第13天。截止到中午，中国已获得了43块金牌，如果不出意外，中国将首次成为金牌最多的国家。刘翔三天前的退赛仍是人们议论的中心，不过观众也对晚间的男子200米决赛充满期待，来自牙买加的博尔特能够再次获得冠军吗……

中午12：50分，笼罩北京黄城根南街一座四合院多日的死亡之幕垂了下来。第二天，死讯以谦卑的方式传出，短短的消息淹没在报纸扑天盖地的体育赛事中。3天后，闭玉枕纱厨幕式展示了大获全胜的喜悦，北京的情绪既亢奋，又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又过了7天，对这位87岁老人的悼念活动以一种盛大的方式展开。中国现任与离任的政治领佳节又重阳导人悉数出席，他们似乎在与一个时代做出最后的诀别。

追悼仪式的盛大，却无法改变华国锋的模糊面目。在中共中央发布的讣告中，除去一贯的“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战士，无产阶半夜凉初透级革莫道不消魂命家”这些称谓，对于他的历史角色只用“曾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佳节又重阳导职务”带过。以至于年轻一代已很难想象，在1976年秋天到1978年冬天那段希望与忧虑交织的年代，他是这个国家名义上、也是实质上的掌舵人。青年人也很难想象，今天这个让世界大吃一惊的中国，在三十年前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从崩溃边缘到繁荣年代，华国锋夹在两位巨人之间，毛泽东与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长长阴影的交织着笼罩了他的辉煌岁月。他的政治生涯是他时代与制度的缩影，除去1976年秋天那灿烂一刻，他从未摆脱它们对他的束缚。

1938年，17岁的苏铸决意更名字为“华国锋”，取自“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少年人的热情也表明了中国正处于一个多么惊险的时刻。两年，他成为了山西交城县各届抗日联合会主任，接着是中共交城县委帘卷西风书记。他是那个年代诸多热血青年中的一位，选择共人比黄花瘦产党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不如说出强烈的民族情绪中的偶然抉择。

当毛泽东1949年在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他已随南下的部队来到了湖南，1952年起开始担任湘潭县委帘卷西风书记。

新政权宣称要缔造一个新社会，一个巨大的党组织要重组中国。但是最核心的东西并未改变，私人关系能决定一个官半夜凉初透员的未来。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正隶属于湘潭。1955年秋天，华国锋在长沙见到了毛泽东，并肯定给后者留下了不错的印象，10月，华国锋破格列席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毛泽东称他为“我的父母官”。

不久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更激昂也更动荡的时期。毛泽东决意让自然规律服从人的意志，让整个官僚体系追随他的个人志向。他摧毁了和他不同的声音，用非理性的个有暗香盈袖人崇瑞脑消金兽拜取代程序与理性……而在整个过程中，华国锋保持了惊人的忠诚，他心甘情愿的放弃自身的价值与判断，追随毛泽东的每一个指示。这或许在那时代的生存哲学，你必须要选择队列，而且要正确的选择。

但是，当他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时，谁也预示不到他未来的前途。林彪正如日中天，他战功彪柄，以毛泽东“最好的学生”身份示人。但是，私下里他战战兢兢，毛泽东前一位接瑞脑消金兽班人刘少奇正在孤独的囚禁中。

在之后的七年中，华国锋的攀升，像是毛泽东被迫的选择。1971年，林彪在逃亡中毙命，即使他处处表明忠心，但是结局同样糟糕；年轻英俊的王洪文，也曾是毛泽东考虑的接瑞脑消金兽班对象，但很快连毛也对他单调的造反热情产生了厌倦。

1973年8月，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半夜凉初透安部部长，10月15日，他开始逐步接替病重的周恩来的工作。当周恩来在1976年1月病逝后，华国锋接替了总理一职，他的毛泽东的接瑞脑消金兽班人的身份开始真正显现出来，并随着“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字条，而变得不容置疑。

毛泽东的字条显示了他对于自身遗产的巨大不信任。最终，他选择了最平庸的一位继任者，后者的创造力、勇气与经验，都不足以胜任未来的航程。他期待这种平庸或许有助于延续他的时代。那个来自四川的小个子，太聪明与强大了，很难不改变路线。

但即使如此，华国锋仍背叛了毛泽东，他下令 ** 了毛泽东的妻子和她的同伴。正是这出人意料的背叛，造就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在那一刻，他跳脱了人们对他的期待，历史经验对他束缚。就像与他共事过的于光远后来回忆说的：“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一年前，于光远曾为他起草报告，对他的印象只不过是那平常的三点：“他工作是认真细致踏实的；他的记忆力不错，记住不少事；三、口齿清楚、慢条斯理，能把话讲得很清楚。”

这像是个县长的标准，而不是一个十亿人国家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

但那光辉的一刻，很快重又回到日常轨道，他试图继续毛泽东时代。他的政治网络与智慧，显然难以应付巨人离去后的权力真空中的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同样重要的是，他也难以给予这个饱经折磨的国家以新的希望。他模仿毛泽东的行为、语言、口号、姿态、政策，却忘记了马克思一百年前的忠告：历史的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则是闹剧。

不过，这也决定了他是再好不过的过渡人物。他使阴影缓缓散去，光明渐进的到来。在一阵短暂的政治角逐之后，他开始一步步的退出政治舞台，到了1982年10月，他仅保留了最后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委员。

此后26年的华国锋不留痕迹的离开了公共视线，公众几乎要忘记了，在有一段时间，人们曾经用赞美毛泽东的肉麻语言来歌颂过“华主人比黄花瘦席”。这26年间，只在偶尔的公开性场合见到他，那些都是形式感十足的场合，他出现像是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为了强调政权的连续性。他的最后一次露面是2007年10月的十七大。他依旧穿着四口袋的毛式服装，左胸前挂着红色的代表证，相貌仍是1955年见到毛泽东时的朴素，只不过衰老了太多，当镜头扫过他时，他正在打瞌睡，他已经86岁了，受不了这长时间的会议。不过会议上使用的空洞语言，他再熟悉不过了，这么多年来，它没什么变化。

这么多年来，他也保持着大多数中国退任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惯常的沉默。因为受教育不多，性格也更谨慎，也没有太多个人利益牵扯，所以他的沉默或许更为显著。对于自己的过往和眼前的事情，从不做出什么判断，也没写写那些无伤大雅、从不暴露真莫道不消魂相的回忆录。他给人的突出的感觉是，体制造就了他的成功，而他也终将消散到这个体制中去。

这个体制比人们想象得更颠簸也更有生命力。毛泽东葬送了自己的两位继任者，而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同样看着两个自己挑选的接瑞脑消金兽班人的先后的失败……

在会议室中一片祥和的气氛之下，是奔涌的暗流。人们在口头上追求和谐一致，但在私下不同派系的斗争从未哪怕暂时中断，胜利者是那些最懂得在这种争端中寻找平衡的人。

所有的局内人都对这些争端讳莫如深，执意将那些阴谋、冲突、谈判、和解带入坟墓。于是，新一代人难以知晓历史的真莫道不消魂相，也难于从中获取经验与教训。一种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深入人心——灵活性比原则重要得多。

在中国过去半个世纪的政治史中，你会被大人物们的起起落落、戏剧性的命运弄得目瞪口呆。昨天的主人比黄花瘦席会成为今天的大毒草，今天的走资派，明天又再次成为了大救星……

如果你想在这种环境下继续顽强的生存，最好不要有什么坚定的信念，不对什么人保持过度的忠诚，随时转换自己的立场，并且要对历史有着惊人的遗忘能力，当一切可以遗忘时，才更容易接受新的变化……

这令人惊叹的灵活性，既造就了中国的辉煌成就，也是中国悲剧的重要源头。他离去的时刻，中国用盛大的匪夷所思的奥运会，证明了自己重获荣耀，她早已不是70年前的山西少年苏铸担忧的将亡之国；但是荣耀下的黑暗也同样显著，造就她的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被腐佳节又重阳败、缺乏信念所困扰。

华国锋见证了这一切，他是受益者也是牺牲品。他在漫长的晚年岁月保持的沉默，或许既是一种习惯性的做法，在整个政治生涯，他知道沉默是一种生存哲学；或许更是因为长期浸淫其间的他，或许早已习惯了这一切，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特殊之处值得记录下来……

87岁的华国锋，在北京奥运会开帘卷西风幕后第12天悄然离去。28年前，在他任上，中国曾因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与西方阵营一道抵东篱把酒黄昏后制了莫斯科奥运会。今天，苏联早已消失，驻在阿富汗的，是美国及盟国的军队，而中国则已不再似30年前的黑白分明，小心地在格鲁吉亚事件中，与东西方维持着谨慎的平衡。

上世纪70年代末，华国锋的头像，曾与毛泽东的画像并列，在中国各地的政府、学校、家庭以及各类活动中出现。今天，在官方举办的遗体告别会上，似乎没有选到一张更清晰的近照——年迈的他面向左前方，微露笑意，穿着中国政坛今天早已少见的中山装。

中国的现任领佳节又重阳导者，在华国锋当政时代，或正在基层的单位中，默默无闻，还未等到擢升机会；或刚进入重新招生的高校读书；或离开学校不久，正从杂务做起——那时，他们距离中国的最高权力中心，还有遥远得难以想象的距离。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华国锋都应是标志性的人物。他是中国1949年后第二任最高领佳节又重阳导者，也是毛泽东指认的第三个接瑞脑消金兽班人，他指挥的抓捕激进左派的行动，不止让4个当时中国权力核心圈的热门人物突然下狱，也让中国最终舍弃革莫道不消魂命式的原教旨主义，走向市场和开放消除了障碍。不过，这位按当时中国政治气候具备合法接瑞脑消金兽班地位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在1978年其后几年的关键转型时刻中，黯然离任。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经常可在电视上，看到前党中央主人比黄花瘦席的凝重表情，他的身份已然换成了党的副主人比黄花瘦席，到后来则只是中央委员。

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按照严格的文字程序给这位已远离政治中心26年的前国家元首做了结论。在新华社公布的生平中，他被称为“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战士”，不过，在“无产阶半夜凉初透级革莫道不消魂命家”前，没有加上“伟大”作为定语。生平亦未将其称为“卓越”或“杰出”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而是以“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佳节又重阳导职务”的白描方式来对华的身份予以界定。

不过，在华国锋生平里，也未有提及他在“两个凡是”方面“所犯错误”，而对华国锋的贡献做了更多强调：“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在领佳节又重阳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此种结论，对这位当年推动历史转折的老人所起的历史作用，完全是高调的肯定。

中国媒体在不同角度的文章中，小心翼翼地就华的离去展开报道。华国锋的个人品质被再三提及。媒体引用退休官半夜凉初透员谷牧的说法，他是个好人。有媒体用“过渡性人物”来为他的政治地位给予定位。亦有媒体对他在离开权力中心后的生活做过报道——前人国家元首的退休生活低调、朴素，且不妄议朝政。

财经网则于今日临晨发表《炎黄春秋》杂志社长杜导正的评价：一、他是一个宽厚的人，不是那种过分追逐个人名利的人。他老老实实，朴朴素素，是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培养的、小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的工农型的大干部。二、不管他在“两个凡是”问题上、个有暗香盈袖人崇瑞脑消金兽拜问题上，以及其他具体工作上，要负多么重大的责任，他参与领佳节又重阳导粉碎“四人帮”，起了决定性作用，就是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单凭这一点，即可以在历史上立得住，他的过失就应该得到谅解。

1949年后的中国，发生过几千年历史上少有的社会改造运动——城市无所不在的“单位”垄断一切资源，包括个人的隐私和内心；农村曾经持续上千年的精英阶层被彻底铲除，社会结构被翻晒了大饼；意识形态的冲撞，不惜四处为敌，自我封闭——一切以“革莫道不消魂命”之名重新解构，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浪漫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四处冲撞。临近华国锋时代，这场曾被西方左派浪漫化和理想化的运动已然到了苍黄的尾声。

华国锋的历史价值，体现于他在关键时刻，下令 ** 了激进的“四人帮”，这为其后的改革开启，奠定了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其后发生的深刻调整，正赶上最近一轮全球化的早班车。革莫道不消魂命时代带入中国政治棋盘的华国锋不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面前是小字辈，在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叶剑英面前亦是如此。他在后毛泽东时代迟疑于变革的态度，既令那些在激进的冲击中，受到各种政治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的资深革莫道不消魂命家们感到焦躁，也让那个转型前夜面对破旧山河，急于寻求变化的年轻人失望。

华国锋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代表，他们笃信革莫道不消魂命能带给中国开天辟地的变化；但不想个人独断式行政日益颟顸，而原教旨式的治国，不仅紊乱了正常的演进，也成为变革的桎梏；封闭的体制，堵塞了真实信息的获取与判断，以至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的高级干部们开始出访西方，发现世界的变化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四个现代化”是华国锋时代就提出的口号。这足可证明他接纳现代的决心和意愿。当然，当时的中国，所能想到的是吹糠见米的方法——进口现代化的设备。没有体制的变革，这些机器和晚清时代的洋枪洋炮一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

华国锋的主帅位置，在实质上被邓人比黄花瘦小玉枕纱厨平取代，其法律上的地位，则由胡耀邦接替。和之前的充满冲突的交接不同，华国锋平和地离开核心，从公众的视野之中消失。他经历过波诡云谲的1980年代以及两位“一把手”的离任；他经历过险些倒退的1990年初，以及之后高速增长的黄金周期。最后，他在不寻常的2008年离去。

细心的财经杂志注意到，华国锋在已故中共“一把手”中，最为长寿。

过去20余年间，中国媒体上，几乎听不到这位老人的声音；他的名字，则在各种回忆和对话中出现，成为中国转折期的重要符号。

直到晚年，白发苍苍的华国锋仍然坚持每年去毛泽东的陵寝前鞠躬。陵寝外的中国，早已不是1976年权力易手时的情形。昔日在他担任党主人比黄花瘦席期间，从金门游向大陆的台湾年轻人林毅夫，现已在遥远的华盛顿，任职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从前愤激而令权力层不安的的知识群体，很多在今日被认为是稳定主流的精英；而在向他哀悼的名单中，包括从殖民地回归的香港和澳门的特首，以及奋斗海外10余年才归国的非中共要员万钢。

对今天35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华国锋”不止是个政治家的姓名，更是逝去时代的集体记忆。尽管在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中，华主人比黄花瘦席已经非常陌生。然而，华国锋仍是应该记忆的人物，因为在其生前，如此多的重大历史惊险集纳于一线，而在其身后，昔日他主政时面临的困扰依然存在：中国何处去？中国怎样走？

　　“付出即拥有”，这是约翰·邓普顿爵士（John Templeton）的座右铭。
　　邓普顿一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他把大部分财富都捐赠了出去。在过去40年间，他一直住在巴哈马相对简朴的海滨屋里；他外出旅行从不乘坐头等舱，平时只开一辆林肯牌轿车；即便服装或家具，他都以“价值投资”的观点去购买。同时，由于年幼时看到家乡许多人只借了很少的贷款，但最终还是失去自己的农场，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任何房产做过按揭。
　　邓普顿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个投资者对他“神圣的信任”。他建立的第一个共同基金“邓普顿成长基金”，几十年来的年均回报率达13.5%。尽管并非他发明了共同基金，而且在开始投资生涯时，美国人对于华尔街是深恶痛绝的，但由于他“帮助人们”的信念和杰出的投资表现，使得共同基金在千家万户普通人心目中的形象得以改善，并且接受这种投资形式。因此，邓普顿于1991年获得了美国管理与研究协会（AIMR）首次颁发的杰出成就奖。

投资界的哥伦布
　　1912年11月29日，邓普顿在田纳西州的温彻斯特出生。父亲是一个律师和棉花商人，但是财产在大萧条的年代丧失殆尽。邓普顿是镇里第一批上大学的人。除了奖学金，他通过在宿舍里赢得扑克比赛、在学生报纸上出售广告版面来添补学习的费用。大学期间，通过选修价值投资鼻祖本杰明·格兰姆的课程，他对逆向投资（contrarian）产生了浓厚兴趣。1934年，他以最优成绩从耶鲁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并获得罗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
　　起初，邓普顿的计划是学习商业管理。但是当时的经济学家以在“象牙塔”里埋头研究而自豪，即使是凯恩斯去英国财政部工作都遭到同行的嘲笑。邓普顿只得改修法律，并获得法律硕士学位。50年后，他还是捐赠400万美元，资助成立了牛津管理研究中心，即后来的邓普顿学院。
　　1937年邓普顿回到美国，进入美林证券的前身公司之一Fenner & Beane工作，开始了华尔街生涯。1940年，他通过收购一家小型投资顾问企业，建立起自己的基金业务，成立了Templeton，Dobbrow & Vance。当时他管理的资产是200万美元，而到1967年出售该公司时，已经管理4亿美元。
　　邓普顿的投资特点，是在全球范围内梳理、寻求已经触底但又具有优秀远景的国家以及行业，投资标的都是被大众忽略的企业。他经常把低进高出发挥到极致，在“最大悲观点”时进行投资。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邓普顿立即意识到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战争可以把美国带出大萧条。于是他在萧条与战争的双重恐怖气氛中，借款收购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和美国股票交易所挂牌、价格在1美元以下的公司各100股。在这总共104家公司中，34家正处于破产状态，其中4家后来分文不值，但是整个投资组合的价值在四年后上升至4万美元。20世纪50年代，邓普顿亦是最早投资战后日本、德国的投资者之一。1978年，福特公司濒临破产时，他又大量购进其股票。
　　1954年，邓普顿进入共同基金领域，建立了“邓普顿增长基金”。这是最大也最成功的国际投资基金之一。1956年，他建立Nucleonics，Chemistry and Electronics Fund——一支反映他对科学技术终生兴趣的专业基金。邓普顿的基金公司从不雇佣销售人员，完全依靠投资表现来吸引顾客。1992年，他以4.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他的基金公司，此时旗下管理的资产已经高达220亿美元。

小隐隐于“野”
　　1968年，为了避税以及远离华尔街的噪音，邓普顿宣布放弃美国国籍，长居巴哈马。他认为，如果一直待在曼哈顿，所见的人、所谈的事和其他人一模一样，要想进行逆向操作就变得无比困难。
　　但是他仍然努力工作。20世纪50至60年代，即使在丧偶鳏居、独力抚养三个孩子的八年里，也是每星期工作80个小时。搬迁到巴哈马后，一直到他80多岁时，仍然每个星期工作60个小时。他自己估计，除去宗教节目，一辈子总共只花了84小时看电视。
　　在邓普顿看来，移居巴哈马后的投资表现甚至优于住在纽约期间。80年代中期，他是日本熊市到来前最早撤离的投资者之一。1992年，邓普顿就预测“今后十年会是最快乐的时期，也是进步最快的时期”，“美国和欧洲的景气会迅速上升”。而在网络泡沫的疯狂时期，他做空一些高层管理者即将可以合法抛售手里股票的网络公司，几个星期内再度赚进8000万美元——他把这次交易称为“最容易赚到的钱”。
　　作为最成功的逆向投资者，邓普顿几十年的投资经历可以这样总结：“在大萧条时期买入，在网络泡沫时期卖出，中间还有若干次正确的市场判断。”1999年，《财富》杂志评价他“可以说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全球股票投资者”。2004年，在接受Smart Money等杂志的采访时，邓普顿披露了对世界的看法。至今人们仍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光：
　　——全世界没有人愿意把要求他们节俭的领佳节又重阳导人选上台，而总是会选择增加支出的政府。因此从长期来看，随着更多的民瑞脑消金兽主体制的出现，通货膨胀会更高。所以，所有的货币都是有风险的。新加坡没有真正的民瑞脑消金兽主，所以可以维持预算平衡，相对而言，它的货币风险较小。其他风险较小的货币来自南韩、印度以及新西兰。
　　——不出20年，许多国家——不只是美国，很快就会出现社会安全系统的入不敷出，将不得不宣布退休不再等同于立即可以领取退休金，而必须把这个年龄推后。
　　——维持现行经济活动的最大威胁是债务。美国目前的债务为历史上最高，而且只是刚刚开始。不利的贸易赤字目前是美国史上之最，财政赤字也同样如此。30年前，美国人还是以节俭闻名的，当时的储蓄率为20%，而如今却不到2%。由此几乎可以肯定，经济将进入一个悲观的时期，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也将进入熊市。
　　早在2004年，邓普顿就反复警告过房地产会价格崩盘，股票市场甚至会出现30年代的情形。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强劲，如此发展下去，30年后GDP超过美国不属意外。但是由于信息的缺乏，中国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的周期会更加频繁，幅度也更加剧烈。

历史遗产
　　萨缪尔森在一次演讲里说，“科学理论的演变，伴随着一个又一个坟墓的诞生”。但是作为投资实务的核心原则，却可以是持续有效的。谓予不信，请看邓普顿为自己投资经历总结的16条成功经验，如今是否仍然适用：
（1）以总回报率最大化为投资目标。
（2）投资，而不是炒作或者投机，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不是赌场。
（3）保持弹性，没有一项投资永远是最优选择。
（4）低价买入，绝不盲目跟从大部分人。
（5）只在高质量股票里搜寻价值。
（6）投资购买的是价值，而不是经济前景。熊市并不总是伴随着经济衰退。
（7）投资必须分散，任何人不可以有超过50%的投资集中在任何一个国家、25%在任何一个行业。
（8）认真做好研究，否则就雇佣聪明的专家。
（9）时时跟踪、检验自己的投资。
（10）不要惊慌。从感情、财务上为熊市做好准备。如果你真的是长期投资者，你会把熊市作为赚取利润的一个机会。
（11）从自己的错误里学习教训。这是成功与失败的投资者之间最大的区别。
（12）投资前祷告。只有想清楚了，才会少犯错误。
（13）跑赢大市是困难的。
（14）一个无所不知的投资者其实一无所知。成功就是持续为新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
（15）从来没有免费午餐。绝不依靠感情、情绪而投资。
（16）不要经常持负面的态度。
　　邓普顿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具备总是能够维持一个昂扬的心境、规避焦虑并且坚持原则的能力。

成功得益于特立独行
　　邓普顿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投资者，也是一个终生陶醉于科学、灵性领域及其对于生命意义的共同联系的亿万富翁。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资产用来资助灵性领域以及基础学科的研究。他认为，灵性的成功——信仰和商业上的成功应该是交相呼应的。他管理的共同基金每年开年会时，都是以祷告开始，而且坚持认为一个不道德的事业终将是会失败的。
　　邓普顿撰写和编辑了十几本关于灵性领域的书籍。他于1972年创立了“邓普顿奖”，奖励为灵性的发展而做出贡献的人，第一位获奖者就是特蕾莎修女。他认为诺贝尔奖忽略灵性，而灵性范围的推进，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人类其他领域的努力；因此始终坚持这一奖金金额必须高于诺贝尔奖，且每年颁奖都安排由爱丁堡公爵在白金汉宫主持，以保证足够的媒体曝光。
　　1987年，他建立了约翰·邓普顿基金会，希望在科学领域使用的手段也能够应用于灵域的研究，支持在爱、宽恕、创造性、以及宗教信仰的源头及本质方面的学术研究，比如理论物理、宇宙理论、进化论、认知科学。目前这个基金会管理着15亿美元，每年发放的研究资助达7000万美元。由于在慈善事业上的努力，邓普顿于1987年被伊丽莎白女王册封为爵士，2007年并被《时代》杂志列入100名最有影响力的慈善家。
　　邓普顿本人是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长老派教徒，担任长老派最大的神学院普林斯顿神学院理事长达42年。但他对于其他信仰的价值始终持以开放的态度。“邓普顿奖”后来的得主不仅有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徒，也有犹太人、穆斯林、佛教徒以及印度教徒。他本人甚至愿意参加穆斯林和印度教的活动，因为他认为没有人能知道一切。
　　无论金融投资还是慈善事业，邓普顿一生精力用在鼓励心胸开阔、思想开放上。实际上，他本人投资的成功正是得益于独立思考，特立独行。■